黄灿然:埃德蒙·基利与希腊现代诗英译

  • 发布时间:2018-10-03 15:49: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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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一位诗人在诗中混合雅语与俗语且混合得成功(而一位好诗人、值得被翻译的诗人,成功是不言而喻的),那就意味着这种混合在当代语境中还是自然的(这当代语境,也包含着传统,就像我们的白话也含有文言成分)。使这种混合达到自然,无异于在当代语境中走钢丝,其微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翻译这种混合物,也形同走钢丝。基利访谈部分的其中一位采访者、本身也是翻译家的埃德温霍尼格就敏锐地指出:在译文中过分刻意地贴近原文风格,反而会伤害原文风格,因为诗人在原文中自然达到的效果,在译文中反而会变得生硬粗笨,违背诗人的初衷。

  说起来,中国读者与埃德蒙基利还颇有缘,因为三位最重要的希腊现代诗人卡瓦菲斯、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的中译,皆转译自埃德蒙基利及其拍档菲利普谢拉德的英译。中译本都比较成功,并对中国当代诗人产生影响,而这首先得归功于基利和谢拉德精湛的英译。

  希腊是小国,希腊语是小语种,读者少,据说就连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,要出版诗集都得自己掏钱。古希腊文学光芒四射,现代诗人要在这光芒的笼罩下脱颖而出,是更困难而非更容易。但他们个个脱颖而出,成为国际现代诗坛劲旅,其中卡瓦菲斯的影响力,只有叶芝和艾略特可匹比,而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另一位重要诗人里索斯,地位亦日益显著。他们如此耀眼,除了本身的实力之外,还与他们从小语种被成功地译成大语种有密切关系,而基利和谢拉德的英译本可谓居功至伟。

  最早介绍卡瓦菲斯的,是英国小说家E.M.福斯特,他曾是红十字会驻埃及城市亚历山大的义工,认识长期生活在那里的卡瓦菲斯,并在一九一九年写了《卡瓦菲斯的诗》一文,后收入一九二三年的散文集《法罗斯和法里隆》,同一本书还另外收入卡瓦菲斯《天神放弃安东尼》一诗。五十年代初,约翰马夫罗戈达托译了整本卡瓦菲斯诗集,这个译本并不成功,现已完全被遗忘,但它对卡瓦菲斯在英语世界的登场,仍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奥登曾受益于这个译本,尽管他早在二三十年代就读过卡瓦菲斯若干英译,后来又读过法译;美国著名诗人詹姆斯梅里尔也受益于这个译本,并成为卡瓦菲斯在美国的重要推介者,包括译了一些卡瓦菲斯的诗。五十年代未,英国诗人、小说家劳伦斯德雷尔在其名著《亚历山大四部曲》中讨论卡瓦菲斯,使更多人认识他。一九六一年,奥登为表现不俗的雷达尔温译本《卡瓦菲斯诗全集》作序,为卡瓦菲斯在英语世界的影响铺平了道路。

  即是说,基利和谢拉德的译本,是后来居上,而这在翻译中并不容易。一般来说,翻译就像古典音乐的演奏,一旦读者被某个版本打动,就很难移情别恋,最多也只能承认别的版本有其优点,而难以真正喜欢。因此,如果新译本能与旧译本平分秋色,已足以肯定新译本好过旧译本。新译本要淘汰或压倒旧译本、包括表现不俗的旧译本,那不只困难,还得靠运气。但是,若我们了解基利和谢拉德的翻译方法、步骤和策略,就不难发现,他们的成功,绝非侥幸。在谢拉德逝世后,基利出版了《论翻译:反思与谈话》(On Translation: Reflections and Conversations),详述其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生涯。尤为难得的是,基利虽身在著名学府(普林斯顿),却不受当代诸多其标新立异本身也已变成陈规俗套的翻译理论束缚,而是从实践和经验出发,娓娓道来。事实上,他对翻译理论颇多不满,抱怨大学开设太多翻译理论课程,而少有注重实践的翻译作坊。

  基利八岁时,当外交官的父亲被调往希腊工作,全家迁居雅典,直到二战爆发前夕。基利在希腊呆了两三年,学会希腊语。一九四七年暑假,基利重返希腊做义工,重拾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希腊语。两年后,他拿了富布赖特奖学金,往希腊教英语,恢复他与希腊文化的联系。差不多在一九四七年重返希腊的时候,基利尝试写诗,尽管后来他发现自己没有写诗的才能,转而写小说,但写诗的潜能,最终还是在译诗中发挥出来了。

  基利毕业于普林斯顿,研究艾略特。后来进牛津读博士,原是要研究叶芝和爱尔兰戏剧,但他对牛津现代希腊语系发生兴趣。系主任康斯坦丁特里帕尼斯建议,基利可在他指导下写一篇探讨几位希腊现代诗人的论文。基利当时的导师是乔叟专家内维尔科格希尔,科格希尔得知基利的新兴趣后,便鼓励他翻译卡瓦菲斯和另一些现代希腊诗人,以证明他有转系的资格。基利回想起来,对科格希尔大为感佩:在当时,能像他那样把翻译当成学术事业的人,可谓凤毛鳞角。这也是基利好运气:科格希尔本人是翻译家,曾把乔叟翻译成现代英语。

  基利进牛津现代希腊语系时,谢拉德正好也在伦敦大学现代希腊语系读博士(他俩是当时英语世界最早攻读现代希腊文学的人),并已译了几首卡瓦菲斯的诗,发表在《文汇》杂志上,基利读后印象深刻,认为这是他所见最好的卡瓦菲斯英译。基利已译了些卡瓦菲斯,以及更多的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。他觉得,再重复翻译谢拉德已有的出色译作,未免太愚蠢了。他希望出版一本希腊现代诗选,便去找谢拉德,谢拉德正在希腊萨索斯岛度假,基利便偕妻子到希腊去找他。两人一见如故,合作计划亦一拍即合:谢拉德已译了一批卡瓦菲斯和另一位重要诗人西克利亚诺斯,基利已译了一批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,另谢拉德手头亦有若干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,基利亦有若干卡瓦菲斯和西克利亚诺斯,再加上基利手头若干加索斯和安东尼乌的诗,合成了《希腊现代诗六家》。当时他们都不知道里索斯。诗集于一九六○年和六一年先后在英国和美国出版。这次合作,虽有交流,但主要是婉转提议而非批评,仅止于润色。

  十年后,他们第二次合作,译塞菲里斯诗集。这回不仅是集中译一位诗人,而且是覆盖诗人三十年的创作。当时塞菲里斯尚健在,他们完成译作都会寄给他过目。尽管塞菲里斯采取不干预态度,自称英语不好,但时不时会寄来一张明信片,纠正明显的错误。

  两位译者分工合作,剔除个人喜恶:我译这首,你译下一首,交替地译。基利在美国,谢拉德在英国,他们互寄译作,供对方审阅及提意见。第二稿时,两人便会考虑对方的建议。每逢暑假,他们又会趁两家人都去希腊度假之机,作深入交流和修改。其中一个方法是大声诵读,直到听起来准确而自然。在这过程中,他们已意识到需要在英语中赋予塞菲里斯一个统一、中立的声音。在关注声音的基础上,两人达成共识,避免任何太美国化或英国化的习语,避免古字、陈词、倒装、个人喜恶和浮夸的修辞,尽量贴近塞菲里斯在原文中的简洁、明白和当代性。此外,他们凭自己作为英语作家所受的训练和直觉来译,同时扮演彼此的译作之批评者。而他们也真配对:谢拉德精通中古希腊语,而基利则熟悉当代希腊口语。

  这个阶段的合作,有很多不同意见,也有适当妥协,更会为一个词或一个句子的贴切与否而争辩一个下午。到暑假结束,已分不清楚哪首诗的初稿是谁译的了。出版时,由于经过多次修改,已完全难辨彼此。他们基本上做到了在英语中赋予塞菲里斯一个声音,这个声音在我看来,既不同于英语世界的诗人,也不同于英译的其他非英语诗人。至于这个声音是不是塞菲里斯原文中的声音,或在多少程度上吻合原文中的声音,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,实际上也已不重要。因为世上并没有完美的翻译,或如基利所言,完美的翻译除非是把译本译成原文。只要有原著在那里作为比较,翻译就不可能完美,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译文有可能比原文更好。但这是改善,不能称作完美。即使有完美这回事,但这是谁认定的完美?读者的,抑或专家的?读者的口味千奇百怪,这就是为什么坏译本也有好读者。专家的口味更复杂:除了作为译入语读者的品味外,还得加上专家本人的外语水平、辨识力,也就是说,得加上原文读者的品味。还不止呢,又得加上衡量和判断两种语言的功力,以及这功力本身的水平和层次。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好译本遇上坏专家,以及坏译本遇上更坏的专家──把它说成好译本。

  塞菲里斯诗集,有一部分原已收入《希腊现代诗六家》,这次他们做了一次修改。例如

  这两句,译成中文可能相去不远,但在英文里,差别却是明显的。不仅after和traveling比seek和journeying更接近口语,而且our souls适当地突出。在前一句,不仅our souls被累赘的seek journeying拖着走,而且句子的停顿不分明,要读完第二行才能勉强领会。句子的不清晰,必然造成节奏的不清晰,相反亦然。修改后的译文,形象、节奏都出来了。最重要的是,声音也清晰起来,不像前一句那样浑浊。好文字总是让读者一眼就看到文字所表达的形象,以至文字背后的想像,而坏文字或次等文字则使读者的眼睛停留在文字上,唤不起形象,也难以激发想像。

  基利认为,任何译本按理说都是未完成的,且都在一定程度扭曲原文,因此永远有修改和润色的余地,尤其是在译者对原文有了新理解和新看法之后。在漫长的合作期间,每逢重读他们所译的某位诗人时,发现某个句子需要改善,他们就会给对方寄张明信片。他们于一九六六年出版塞菲里斯诗集,一九八一年出版修改本,一九九五年普林斯顿大学拟重版塞菲里斯诗集,他们又趁机作了一次增订及修改(塞菲里斯后期作品《三首秘密的诗》,修改多达五次)。修改指针依然是简洁、明白和当代性。这个版本,大概是定本了,因为谢拉德已于一九九五春逝世。

  希腊语有雅语与俗语之分,犹如中国的文言与白话。不同之处是,中国的文言,在新文学诞生之后,就寿终正寝,白话顺利成为雅士与俗人共享的语言;而在希腊,尽管俗语是希腊人民的母语,是从荷马到现代希腊文学的载体,但是雅语却一再死灰复燃。这种雅语,是人工语言,千百年来断断续续地干扰希腊文学的发展。它始于暴君狄奥尼西奥斯在公元前一世纪提倡的“古雅典希腊语”,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十五世纪又在“人文主义复兴”的旗帜下复活,十九世纪初又以“雅语”借尸还魂,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再被军事独裁政权抬出来,在所有学校推行,直到八十年代才随着独裁政权消失。在雅语统治阶段,文学屡遭挫折。所有重要的希腊诗人,都是用俗语写作──除了卡瓦菲斯,他雅俗混用。

  卡瓦菲斯的选择是刻意的,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诗常常取材自历史和神话,另一方面是他以雅语和俗语的灵活运用,来制造特殊效果,包括戏剧性和反讽。在形式方面,他是格律诗与自由诗兼顾;有押韵,有不押韵,也有押松韵。

  这就考验起译者了。两位译者的策略是:以不变应万变。他们比翻译塞菲里斯时更有意识地赋予卡瓦菲斯一个英语的声音,用基利的话说,就是使卡瓦菲斯的英译语言,达到当代最出色的英语诗人那样自如,而这意味着译者必须准确把握当代英语诗歌的方向。他们强调口语,剔除雅语和格律,以及卡瓦菲斯原诗中的特殊风格。这是对原文的巨大牺牲,却是对译文的有益贡献。马夫罗戈达托的失败,恰恰是企图重现原诗的风格和韵律。而继基利和谢拉德之后,另一位译者梅马斯科莱蒂斯再作尝试,企图重现原诗的雅俗混合,结果也是弄巧成拙。例如基利和谢拉德这句译文: